2022年,拔乱正法正当时

发布日期:2022-01-16 12:54:50  来源:经济带网  作者:张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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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纪委发布2021年度反腐打黑成果,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立案审查调查县处级以上“一把手”5756人。这是我国连续8年高压反腐后,仍持续取得的反腐成果。

回顾中国从1978年计划经济转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40年,5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呈现,以依法治国为基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抓关键少数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与司法监督,严肃政治纪律,狠抓完成任务的时效性,将是未来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针政策。

1991年前,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多,中国各行业立法仍处于摸索中

中国明确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是11年市场经济初试与期间2次体制变革与机构改革风雨的总结。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至1991年,世界范围内资本国家陆续经历石油危机、储贷危机、金融危机,这些国家没有总结自身经验,而是将打击新兴东南亚先进经济、开拓新的经济市场、扩容全球贸易作为了解决本国经济矛盾的主要方法。在那期间,苏联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一党制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于1991年解体。如何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既能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又保持本国政治经济局势稳定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最紧迫问题。

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进行了2次体制与机构改革,由于急于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向人民承诺的共同富裕目标,中国因印钞过度与投资消费双热现象,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肿胀,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幅度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因此,完善立法、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就成了当时政府工作的重点。

1889年3月,李鹏总理在当年的《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报告中,特别指出:一切地方、部门和单位没能顾全大局,盲目追求局部地区利益;一些单位和个人为谋取私利,非法倒买倒卖,层层盘剥,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问题比较突出;更有一些国家机关,没能维护坚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与法纪政纪的权威,使国家对于经济秩序管理处于失控中,频频出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危害食品安全、侵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件,加快立法完善国家管理,成了党中央不二的选择。

1991年底,中国已初步构建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现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私营企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保持资源与环境安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实施经济管理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审计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法》,有实施产权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但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中,对维护市场经济体系的经验严重不足,我国的经济市场秩序仍处于混乱无序中。

出于对市场经济与高度自由竞争的恐惧,各部门在立法时均倾向于保护本行业与维护本部门利益;还有一些部门为了加速推进本行业发展,奉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并不积极参与立法,在市场监管与商品生产交易行为约束上,趋于放松与自由放任状态。

1992-2002年,中国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规范立法十年

1992年,苏联的解体给中国敲了一记警钟;同时,1987年的拉萨动乱事件与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使中国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为此,加快推进各领域立法、加强党的领导成了不二的选择。1992年,国务院提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订)食品卫生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18部法律,制定《无线电管理条例》、《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土地登记条例84部行政法规的批准分布。同年,我国还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38部法律与行政法规进行调研、论证,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深化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1年之内对于近200部法律、法规进行审议、调研与论证,可谓自建国以来绝于仅有。如此立法节奏,也是我国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保护自然资源与国有资产安全、融入国际贸易秩序、保证广大人民生活财产安全与维护广大农民切身权益的迫切需要。

1993年,中共中央在十四大中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中国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此后5年,我国陆续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所得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上百部法律与政策法规,极大的完善了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有的部委积极参与立法,如交通部、劳动部、建设部、林业部、地矿局等,有的部委能拖就拖、能不参与立法就不立法,如文化部、经贸委、银监会、证监会、新闻出版署、技术监督局;有些部委则不喜参与立法更喜欢自由裁量,如国家计委、体改委、科技局、国务院信息化处、农业部、商业部等。

这种背景下,我们也看到许多立法项目年年出现在立法工作清单上,年年颁布困难,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条例》《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供销合作社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外债登记管理办法》、《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公证法》等,有的能拖七八年,有的一拖就是二十年。

在当期的立法文件中,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约束要求:当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服从大局,防止通过立法来强化部门的权力、谋求部门的利益;不要在立法中规定机构、编制、经费问题;凡涉及管理体制、部门分工的问题,起草部门应当主动地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

1999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同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对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自觉服从并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证政府工作在法制轨道上高效率地运行,推进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出台;2002年,《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出台,至此,我国的立法开始有统一的规则。

2003-2012年,各类法律法规密集出台,国内处于各方利益博弈期

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大范围的开放,使得国家管理需要更多法律约束,而过去订立的相当一部分法律,也进入修订完善中。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利益与局部地区利益冲突、人民利益与少数个别利益冲突尤其剧烈,一些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破环自然环境、侵占国家集体财产,侵害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少数人在利益诱惑下,也对各种侵害伤害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加入其中为恶,造成一次次重大安全事故、事件。如频发的江湖水体污染事件、非法开矿与实施房地产开发违法占地事件、癌症村事件、农民土地被强制低价征收事件、煤矿安全危害事故、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事件、纪检政法官员面对举报长期无动于衷、法官收受财物帮助一方侵占另一方财产事件、执行局收钱后违法乱执行或久拖不执行等等。

在与各种层出不穷的违法犯罪事件作斗争过程中,我国也加速立法,2003-2012年间,我国每年有近百部法律处于立法审议、颁布与调研、论证中。先后有《科学技术普及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职业病防治法》、《电子签名法》、《对外贸易法(修订)》、《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食品卫生法》、《禁毒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水土保持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反洗钱法》、《物权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或修订出台,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有效预防并控制重点疫病传播,维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有一些立法项目,年年上立法工作清单,年年不见出台或修订出台,如《电信法》、《境外投资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修订)》、《国家安全法(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原子能法》、《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专利代理条例(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环境监测管理条例》、《政府投资条例》等,这些法的不能及时出台及其管理机关的重要性,让我们嗅到了中国存在潜在的政治安全威胁。

但入世后外国企业与企业家的进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使部分官员对西方纸醉金迷生活的充满向往,再加上对于党政分离、政企分离的错误理解,权利制约与监督执法的不及时不彻底,还是使许多中国高层官员,走在违法犯罪甚至是背叛国家的危险道路上。

此时我们看到,一些权利部门始终不能积极参与国家大法的制定与修订,如发改委、科技部、信息化部、商务部、农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等,他们或是申报的立法项目极少,或有立法项目在榜也久久拖延、姗姗难立;使得一些行业与部门法看着存在,却不能适应现代管理需要而事实无法执行;而一些行业准入类法规,在立法之初就进行了门槛限制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保护;一些规范行为、约束行为、惩罚违法类法律法规,更是怕设立了会伤到自己而久拖不立。

200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进一步表明我国要坚定推进依法治国的立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贯彻执行《纲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对贯彻执行不力的,要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2008年,中国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投入4万亿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与汽车消费、十大产业振兴,形成了国内以债务扩张拉动经济的结构与体系,当年,中国房价与股市出现大跌之后补大涨;随后4万亿资金的支配与使用,也使当相当一部分部门与官员,陷入项目上马与利益分配的狂欢中。

2013-2020年,中国部分部委进入协同乱法的混乱八年

由于严重的腐败已深深的破坏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再不反腐就要亡党亡国,我国于2013年起进入反腐打黑、完善国家治理环境与整顿经济秩序的严肃期。为了不受法律制裁,很多部委开始了长期不作为的戏码:不是不依法行政,就是拖延时间不立法,再是按要求制定了法,却一直停留在了征求意见期再也不往前推动,中国立法与修改法都进入慢节奏期。在此背景下,工信部却开启了在没有大法约束情况下,以实操改变党中央为全民平等提供服务与支持的方针。

该部通过项目征集推行支持个别少数城市、企业、项目、产品、平台与技术,再通过与财政、发改部门的通力配合,为被认定的城市、企业、产品、技术给予支持荣誉与标识,促进各级政府给予投资、资金奖励与政府采购支持,金融机构给予投资支持;连续7年的实操,是支持极少数企业生意越来越红火,甚至还因一个地区只支持一个项目的原则,事实帮助这些企业实现了经营上的行业与地区垄断;而各省市工业与信息化部门,也纷纷校仿其做法,支持少数省、市级项目,给予投资、资金奖励与政府采购支持,并促当地金融机构给予融资支持。

2012年,国家工信部首次推出接受特别任务和受到特别表彰的企业有《钢铁等行业重点用能产品(工序)能效标杆指标及企业认定》、《拟核定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名单》、《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拟支持项目名单》、《2012年物联网发展资金拟支持项目》、《2012年度国家拟扶持中药材生产项目》等;2013年,工信部又增推了《2013年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示范项目企业推荐名单》。

2014年开始,工信部开始强化对软件信息产业管理,首次推出《软件企业认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名单》;也全面正式开启对个别少数机构与企业的支持,如《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名单》、《第一批品牌专业人才培训机构及品牌专业人才培训师资名单公示》、《2013年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名单公示》、《中国工业企业品牌竞争力2013年度评价榜单公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企业开始知道,想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与标杆企业,必须进入工信部名单。

到了2015年,进入工信部推荐工作的企业、项目、技术、产品名单的领域越来越多,有了《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公示》、《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中药材提升与保障项目》、《工业转型升级资金食品药品产品升级、供应保障和安全检测体系项目》、《农药化肥行业安全绿色生产工艺示范》、《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药材生产公共服务平台和基地建设重大项目》、《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名单》、《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等。工信部的这波操作,已完全脱离 一个部委不得越权涉足其他部委职能的限制。

2016年开始,原工信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发布各类认定公告、组织评审、公示结果,《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先进适用技术推荐目录》、《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名单》、《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名单》、《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拟认定实验室名单》、《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名单》、《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拟认定企业名单》、《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试点示范项目》、《中国专利奖拟推荐项目》、《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制造业创新能力建设重点任务项目》、《2016年度能效“领跑者”企业》、《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名单》层出不穷。此时,中国所有传统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科技创新与中小微企业,想获得政府采购资格、应用推广支持、投资与补贴支持,必须进入工信厅局的各种认定名单。

2017-2019年,这个认定名单还在不断调整、扩容,包括《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名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工作拟补助项目》、《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名单》、《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物联网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项目》、《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试点工作拟补助项目》等等。

早在2015年,我国即在当年的立法要求中提出,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边界,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2016年,我国进一步在立法工作计划中提出,要“防止借改革之名通过立法为本单位、本系统扩张权力或者推诿责任;防止立法成为“要照顾”、“争优惠”的“政策洼地”;防止立法为将来改革“埋钉子”、“留尾巴”。”然而,不参与立法避开国家监管,只在日常工作实操中通过典型城市、园区、企业、项目、技术、产品认定,却成了原工信部集中其他部委权力决定国内各城市发展先进落后、瓜分国家财政资金、控制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工具手段。

而承担监管监督职能的国务院编办、国务院办公厅、司法部、纪检政法机关也连续我年对此视而不见。2020年前的中国面临严峻的政治与经济安全双重危机。

除了原工信部,原国家发改委、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农业部也在做着类似的事,只是方向为出台部门规章上,相同的一点是均有倾向性,通过设定前置要求支持个别少数,几大关键部委,在工作实操上改变了党中央提出的人民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即使如此,我国在反腐打黑的路上仍取得不错的成绩,从2013-2019年间,中国国家纪检监察机关每年接受举报约100-300万次,立案在20-60万人之间,平均每年处分省部级干部30人左右、厅级干部约2000-3000人,乡科级干部约2-10万人,极大的打击了基层黑恶腐败势力。

2019-2021年,国家通过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对全面管理

高级别官员利用立法延迟与执法监督失位,将党和国家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方略,转变成持续多年以国家财政资金支持个别少数,是十分严峻的政治问题。形成如此局面,党内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信念丧失、国家级纪检政法系统工作全面失职,多个部门关键人政治不忠是主要原因。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并由此完善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此后的2019-2022年,我国持续加强党的内部管理,陆续出台《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等。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纲要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法治政府建设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坚持问题导向,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切实解决制约法治政府建设的突出问题;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和路径;坚持统筹推进,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推动、协同发展。

2020-2022年,是党内高级干部落马高峰年:有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志南;河北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和;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任华;重庆市副市长、公局长邓恢林;辽宁政协原副主席刘国强;海南政协副主席王勇;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伟;江西人大原副主任史文清;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薛恒;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等等。无论你职位多高违法必被法律制裁,背叛党与国家必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我们相信,随着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对政治经济安全常态化审查的重视,及党内法规制度的持续完善、各种监督手段的综合利用,以及对违法犯罪关键人的从严从重从速处理,中国终将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实现公平分配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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